| 有的人担心中国共产党灭亡了的话，中国怎么办，因此不敢远离共产党，抵制共产党，解体共产党，甚至为魔共辩护。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其实中共解体灭亡了，中国只会更好，因为没有了邪恶的反人类魔鬼共产党迫害人民了嘛。历史上也是旧的一朝去了，新的一朝自然会来，所以不用担心中国会亡国。可以亡共党，不会亡中国。本文从理论角度探讨下理想国的状况。当然历史的实际发展不一定完全就会是这样的，所以这只是理论探讨。
现代人类社会普遍能想到的社会制度办法有几种，比如： 复古，建立皇朝帝国； 自由民主，比如美国的两党竞选执政； 君主立宪，比如英国或日本，本质还是民主，但是有个名义上的全国君主。 不过我的个人看法并不是以上的类型。 首先说复古。中国古代皇朝帝国主要是用儒家思想治国。我们知道魔鬼共产党的文革打倒了儒教，破坏了传统文化。那么现在的人们通过传播中共邪恶真相，揭露中共邪恶真相，让广大人民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远离共产党，抵制共产党，最终实现了解体共产党的话，如果再把儒家思想捧上中国社会制度权力高峰，它配吗？在广大有志之士付出艰苦努力讲真相救人的时候，儒教在哪里？儒教对反共除魔救人起到了什么作用？人是有前世来世的轮回转生的。有的人可能在前世，比如明清时代，唐宋时代，甚至更早时代，当过儒家文化的精英，比如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可能中过科举，甚至是个知名文人都有可能，所以对儒家有种潜意识的认为它好的亲近的想法，但是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要理智的看待儒家文化，要选择好的，去掉不好的，才能建立未来的更加美好的新人类社会。 从孔子到现在有2500年的历史了，这期间中国社会，人类社会都已经多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孔子按照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提出的一些看法，在后世并不一定适用，即使适用，也要掌握精髓，活学活用，而不是生搬硬套的用。而且后世的儒家传人并不一定有孔子那么高的思想智慧、见解水平与胸怀道德水平，而是按照自己的执著心、利欲诉求去理解孔子的话，很可能偏离了孔子的原意。也就是说如果孔子能够穿越到汉朝或唐宋时代，明清时代的话，他也许并不赞同汉唐宋明清时代的一些儒家人物看法。比如后世儒家读书人热衷名利当官，甚至党争误国，然而孔子是赞赏颜回的好学又淡泊名利的。其实后世儒教那些为了一己私利、结党营私的人，在孔子眼里是属于所鄙夷、要远离的小人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恢复传统为汉唐宋明清时代的社会制度的话，并不一定就是符合孔子的儒家文化思想。而且现在的社会经济状况与近古的明清时代都又有非常大的不同了，所以照搬照抄是行不通的。 儒家文化在中国曾经辉煌过，但是后来末落了。为什么会末落？这个原因要搞清楚，否则即使恢复，还可能再次末落，那么这样的恢复是重复走老路，就没有进步变得更好。而新人类社会是更美好的，所以我们要考虑怎么才能符合更美好的社会的水平要求。我觉得儒家文化末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坏人太多，卑鄙无耻、自私贪婪的坏人小人在败坏社会道德，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传统文化末落。而且传统社会制度有利于坏人小人作妖作怪、兴风作浪，或者说制度设计里有足够的利益空间让坏人小人追逐权力利益作恶。因为皇帝、官员等人权力过大，坏人小人讨好他们就能获取巨额利益，以及皇帝、官员本人就可能是坏人小人，对此没有相应的防范制裁办法，才让传统社会儒家文明末落。比如传统社会的昏君暴君、权臣恶霸基本上是层出不穷的，他们身边的阿谀奉承之辈及狗腿子爪牙是从不缺少的，基本上是任由他们作恶，而没有适当的制度设计制裁的，除非采取起义等终极暴力解决问题，否则用和平的办法是难以解决的。即使有刚正不阿的清官出现，那也是百年难遇的极少数天才降世才做得到的。那么传统社会是怎么道德败坏的？是怎样养成昏君暴君、权臣恶霸的？以及该怎么防止与制裁昏君暴君、权臣恶霸？这就是需要重点考虑总结的经验教训。如果把传统社会比作一个人的话，其中的坏人小人就是在大肆作恶、压榨民脂民膏、挥霍传统社会制度的德，而不想为之付出积德，直至德尽，不得不解体而亡，有点像是共匪国企人人钻营私利而不想付出，企业资不抵债，只能破产倒闭，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失业。 所谓道德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公平的占有别人的利益就是不道德。公平的，对别人对社会没有什么伤害的利益平等交换才是符合道德的。所以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不公平！所以要把握社会公平，这实在是太重要了。只要社会公平在，坏人的兴风作浪就败坏不了社会道德。什么是社会公平？比如儒家文化中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才能享受各自的权利。而那些卑鄙无耻的坏人小人则是只想享受权利，不想履行义务，用别人的义务来极端压榨别人，但是自己的义务则是能免就免。比如昏君暴君要求君要臣死、臣就不得不死，让臣履行忠臣义务，肆意屠杀忠良；要求横征暴敛，让百姓履行纳税义务并极度超额榨取民脂民膏，但是他自己骄奢淫逸、昏聩无能，残暴无耻，荒废朝政，并不履行仁政爱民的义务；百姓有冤无处申，活不下去，只能痛恨昏君暴君、揭竿而起。再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要求儿子履行孝顺义务，极端压榨儿子，横加干涉儿子的人生道路，却不愿意为儿子付出什么，觉得自己用最低水平的生活标准养大儿子就是天大功劳，因为生活不易挣钱难；但却用最高水平标准要求儿子回报自己，因为望子成龙，至于对儿子的打骂虐待嘲讽，数落讽刺儿子不如别人等等那更是家常便饭，还洋洋得意宣称棍棒底下出孝子，并把自己受到的社会压力转嫁到儿子头上。这都是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都是卑鄙无耻、自私贪婪的小人坏人心态行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即使重建儒家文化，也可能重复末落。因为没人愿意被不公平的对待，而且在有的人那里，不公平的对待会被他加强的更加不公平的对待别人，并认为自己有道理，因为他受过不公平对待，这样会加速社会道德败坏。 之所以出现不公平的原因，一方面是人心道德水平败坏，特别是坏人小人的自私心理，想要多获取、少付出的心态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大力宣传一些极端例子推动的。比如宣扬某个忠臣多么忠诚，被极端不公平的对待还是忠臣，结果昏君暴君就用这样的例子来要求所有人，如果达不到就是没有实现昏君暴君的利益最大化。又比如宣扬某些孝子怎么极端行孝，比如二十四孝中的卧冰求鲤，郭巨埋儿等，然后广大父母亲就用这样的极端例子来要求他们的儿子。再比如战乱饥荒等灾难年代找到一口吃的都不容易的时候，有人给了一口吃的，就怎么感恩戴德的感激恩人，宣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等于是卖出天价。其实这都是严重偏离社会公平的、走极端的、会导致社会道德败坏严重后果的，不该倡导的事情。其实一个人无论是他忠诚也好，行孝也罢，还是施恩于人做善事，这些都是应该出自于自愿，而不是应该强制。而且真正忠诚，行孝，做善事的好人是不求回报的，能维护社会道德，能尽自己的义务，能做好自己认为自己该做的符合道德的好事，这就是在维护道德，这就是在感化别人，也是在慰籍自己的良心，这就够了，并不指望从中牟利，至于是否有回报，随其自然，并不强求。而那些自私，邪恶，卑鄙，无耻，唯利是图，利欲熏心，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私利，不顾社会道德，想要压榨别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坏人、小人之辈才会从这些忠臣孝子善人的事例中发现牟取利益的门路，要求别人对他忠诚、行孝、天价回报，而自己则只想坐享别人付出，或者自己极少付出，不想对等付出，结果就是付出者觉得不公平，不愿再付出；或者是付出者也变成只想坐享其成，或者自己极少付出，不想对等付出的人；这样的人多了，社会道德水平就下滑了。所以那些卑鄙无耻、自私贪婪的小人坏人虽然宣扬忠孝做善事，但是其实不是在维护道德，而是出卖道德牟利，就像是共匪红十字会打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号干着和国际红十字会没有关系的骗捐巨贪之事。真正的好人善人是有道德底线的，不是所有钱都挣的。只有那些邪恶自私卑鄙无耻的坏人小人才会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的不择手段、出卖一切的捞取邪恶利益。比如邪恶无耻魔鬼共产党竟然能做出活摘贩卖别人的人体器官来牟取邪恶暴利的极端邪恶之事，这就是传统社会道德败坏到极点后的邪恶体现。 所以维护公平对于稳定社会道德水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公平可以制裁邪恶坏人。对于那些利欲熏心的卑鄙无耻小人坏人来说，他们是不会维护公平的，他们是害怕公平、嘲笑公平，认为没有公平的，就像是他们害怕地狱、害怕神，就宣扬无神论，掩耳盗铃般的宣称没有地狱、没有报应。他们认为维护公平傻，因为他们是靠践踏公平，出卖公平来获取邪恶利益的；这些人目光短浅，没想过他们能从一次不公平中牟利，就可能在另一次不公平中受损；对于这样的坏人应该把他们绳之以法，让他们付出作恶的代价；或者至少不要配合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邪欲得逞，应该远离他们，让他们没有市场。 其实传统社会宣扬的那些极端例子，比如卧冰求鲤，郭巨埋儿等二十四孝中的例子都是有它们的社会时代原因的，它们大多发生在汉朝。为什么发生在汉朝？因为汉朝实行察举制，用举孝廉来选拔官员，也就是说一个人有行孝的名声，就可能被举孝廉当官，行孝在汉代不仅仅是行孝，还是当官的门路，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竞争激烈，花招百出，各种补习班、培训班层出不穷，甚至有人是高考专业户，这都是有社会原因的。所以那些人到底是因为有孝心才被选拔当官，还是为了当官才有孝心？这是很难分辨的。察举制、举孝廉为什么没落了，为什么被科举制替代了？因为选拔出来的不一定是孝子，而可能是打着孝子名义的骗子，这样的人并没有孝心，爱心，并不懂得仁政爱民，而是把行孝当作通往当官的门路，再把当官当作发财的手段，大肆贪腐败坏官场。就像是现在的网络交友平台大量充斥着骗子、杀猪盘、套路贷，充斥着骗财骗色的坏人小人骗子。因为一个古代社会底层有孝心的人，平时孝敬父母，努力劳作，维持正常生活都不容易，哪有时间、钱和心思去包装炒作自己的孝子名声？那些包装炒作出来的很可能都是些坑蒙拐骗的专业骗子。汉朝不是有民谣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吗？而后世的宋明时期，那时候科举制已经很完备了，那时的父亲如果还拿着二十四孝的例子来要求他们的儿子对他们极端行孝的话，那不就是严重不公平吗？他们不能提供行孝当官的回报，却要求按能行孝当官的时代的极端孝子例子来要求儿子，那可以说是一种欺骗、愚民、货不对板、假冒伪劣、不公平。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种极端行孝，会让别人怎么看孝子的父母呢？他们的父母为了吃一口鱼肉，为了活下去，儿子要干出冬日卧冰，埋儿的事，那么他们是不是会被舆论评价为恶父恶母？那是不是反而不孝？而且对被埋之儿公平吗？被埋之儿的人权谁来保障？所以不要走极端，走极端是害人害己，两不得利、双方受害，甚至可能是多方受害。 其实传统社会文化中也讲过这种善恶对比的事情，只不过被有利益执著心的人们刻意的宣扬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刻意的忽略一些对自己不利的方面，结果就是造成过度强调忠孝的情况。比如《三侠五义》中讲述包公案，包拯出生时因为长的黑，他父亲又做了个恶梦，就把包拯视为不详。他家有三兄弟，大哥包山，二哥包海，三弟包拯。二哥二嫂担心三弟分家产，就怂恿父亲把包拯扔掉，丢在山上。大哥包山知道后去把包拯捡回来抚养，并聘请先生教学，让包拯成才考中科举当官。于是民间传出了一个说法叫做“长兄如父”，就是包拯的大哥如同是父亲。那是因为包山对包拯起到了养育作用，有养育功劳在。然而广大普通家庭的人，就觉得自己也能称长兄如父了，也不看自己配不配，有没有那个实际的养育功劳在。其实常人特别是小人坏人是按着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来理解，即使是曲解也要强词夺理的无理争三分。比如当父亲的不想承担养育孩子责任，就把责任推给长子，要求他抚养兄弟，宣称长兄如父，或者要求弟妹小孩对哥要按长兄如父对待，也不看那个兄配不配，对不对，有没有相应功劳。其实包拯不还有个二哥包海吗？为什么不把包海当作父呢？为什么不说二兄如父或兄就是父呢？这其实就是传统文化在做对比，告诉人们要有相应功劳才配长兄如父，然而这个实质的东西却被刻意忽略，表面的可以获利的东西就被大肆宣扬，也不管那个表面的东西对另一家人来说是不是名副其实。因为坏人小人就喜欢这种沽名钓誉，白占便宜，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获。越是名不副实、卖假货、坑害别人，坏人小人越高兴，因为他越觉得自己赚大了，至于对社会道德的败坏，他才不管呢。 其实理解公平很简单。比如传统中国人对吃饭很看重，认为民以食为天，但是不能走极端。比如甲给了乙一碗面吃，甲和乙都不能认为这碗面是天大的恩德，甲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打骂虐待乙或者向乙索取天价回报，乙也不能认为自己就该被甲肆意拿捏。不能因为给了口饭吃就认为是养育之恩大于天了。共匪监狱奴工、酷刑受害者及东南亚电诈绑架活摘犯罪集团还给受害人口饭吃呢，难道能认为他们是养育之恩，忽略他们的巨大罪行吗？谁愿意呆在那种人间地狱的地方呢？受害者的家人亲人及有良知正义感的人们不是想要营救受害者吗？如果受害者过得很好，还用的着营救吗？实际上比如饭店里的一碗面值十元钱，它就只值十元钱，乙给甲十元钱这就够了，甲已经有赚的了，而且甲开饭店是希望乙多多的来吃的，是不敢得罪顾客的。所以要公平交易才能维护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及社会正常的运转。人与人之间交换的东西都是有价格的，或者可以有类比价格。就像开店一样，要店家想开店、先开店，顾客才能上门购买消费，店家不能觉得自己提供商品了，就劳苦功高，功劳大无边，可以肆意虐待顾客了，实际上现实中店家是不敢得罪顾客的，是担心顾客不来的，因为店家也多，顾客是有众多选择的。其实父母生子女也是一样，要父母想生孩子，担心没有孩子，才会先结婚后生孩子，孩子才能来投胎出生，但是父母不能因为觉得自己生养孩子辛苦了，就功劳大无边了，就可以肆意打骂虐待孩子了，那等于把功劳又消耗掉了，而且消耗过多的话，可能不但没功劳，反而欠孩子的。理解不公平也很简单，比如甲给了乙一碗面吃，甲认为自己养活了乙，这是不得了的天大功劳，他可以把乙暴打一顿也没关系，实际上他的一碗面只值十元钱，而他暴打乙，可能让他赔偿乙几千、几万、几十万的钱，这是甲卖一千碗面也不一定能赚到的钱。即使只打一拳，乙要坚持控告维权的话，也可能让甲坐牢。所以不能因为父母养了儿女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打骂虐待儿女，横加干涉儿女的人生道路，因为人各有命。 当然不是说忠诚、孝敬这些美德不重要，只是不要走极端，也不要走反向极端变得嘲讽忠孝或者故意跟忠孝对着干变得不忠不孝。儿女孝敬父母是应该的，但是也不能走极端，不能极端违反公平。即使是君主也不能极端违反公平。任何事都不能走极端，不能极端违反公平，因为即使是一个好人，如果干了极端违反公平的事，那也是开了一个空子，让坏人小人觉得有了例子可以加倍的极端的干更多极端违反公平的事，败坏社会道德水平。但是坏人小人想要泼脏水在好人身上也是不行的，因为坏人小人干的坏事那就得由干坏事的坏人小人来负责承担后果损失责任。比如好人干了一件坏事后认识到了这是坏事不再干了，而坏人小人则认为有了例子就去极端的干一百件坏事，并妄图推卸责任给好人，因为好人也干过，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谁干的谁负责，好人可以为他干的一件坏事负责，坏人小人要为他干的一百件坏事负责，这才是公平的。只要有社会公平在，社会就败坏不到哪里去，因为即使坏人小人想做坏事，但是他们要付出对等的做坏事的被惩罚的或者被恶报的代价，他们也就不敢极端的干那么多坏事。 儒家文化所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其实是农耕时代的人伦关系，在现代社会来说，已经不是那么适用了。比如后世，特别是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很普遍的买卖关系，在五伦里就没有。现代商业经济，买家和卖家当然不属于君臣关系；也不一定属于父子、夫妻、兄弟关系；买卖双方在买卖之前与之后可能都是谁也不认识谁，当然也谈不上朋友关系。而买卖关系又非常重要，因为人们正常生活就不得不购买生活必需品，很多人就是靠买卖维生，而且很多社会问题其实都可以归为买卖关系问题，或者买卖道德，买卖人伦问题，比如地沟油、毒奶粉、毒疫苗、毒食品、假货等社会问题，不都是因为买卖道德败坏造成的吗？社会的发展必然促进商业经济的发展，即使从农耕社会起步，也必然会发展到商业经济社会，因为没有多土地供那么多人耕种。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存生活关系中必然会存在大量买卖关系，也就是不重视买卖道德是不行的。儒家文化没有讲到买卖道德，我们可以从公平角度看买卖道德，那就是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其实传统文化中也讲到了，基本商业道德是货真价实。不过在传统重农抑商的儒家文化里，商人与商业是被轻视甚至鄙视的，这在现代社会来说，当然是不合适的。 正常社会生存中的人谁能离得了买卖、互通有无呢？买卖关系就是钱的流通关系，一个社会人怎么离得了钱呢？不是买方就是卖方。做生意卖货是卖方，进货是买方。上班是出卖劳动力是卖方，招募员工是购买劳动力是买方。但是如此重要的社会生存因素却被儒家轻视甚至打压，给中国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所以要注重对买卖道德，也就是钱的流通道德的研究。也许孔子没有想到他创立的儒教对后世有那么大的影响，更没预料到后世竟然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极端理念，所以只是针对当时社会状况，结合当时已知的历史，提出一些看法，而这些看法势必是默认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些行业比如商业是应该有相应社会地位存在的，只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社会重点关键方面的优化补益看法。也就是说没有更多的全盘考虑社会各行业整体情况，比如没有研究经济与商业，造成后世中国重农抑商，闭关锁国，落后于世界。其实在春秋时期商业已经比较发达了，因为商人来自殷商遗民，到春秋时期已经经过西周几百年的发展，商业已经比较发达了，甚至发生过诸侯国间的经济战。要商业经济对诸侯国社会影响很大的情况下，发动经济战才有意义，否则只能影响一小点人群的话，对别国是没多大影响的，也不值得发动经济战了。如果孔子预见到他的儒教思想将会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研究一下经济与商业，提高一下商人地位，后世也许就没有那么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愚昧落后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新设计的社会制度，要把以前制度不足的地方补充完善，而不是恢复那个不完善的制度。并且也不能把自己的设计捧得过高，因为随着后世社会的发展，可能又有新的不完善的地方需要予以完善，而不是顽固守旧，更不是打击合理创新。 儒家喜欢过度吹捧君父，其实这是走极端，这样并不好，这样反而可能害了君父，因为权力过大，又没有相应制约，再加上自私的人心执著欲望，就很可能产生昏君暴君恶父。其实儒家过度吹捧的是当官，讲究学而优则仕，这样可以吸引读书人能有个社会地位上升通道，及让权力阶层能招募手下官员，其实这是农耕时代，底层百姓出路少，当官几乎是唯一出路的情况下，给当时百姓指的一条路。但是现代社会行业众多，比如仅仅是产品生产销售就有几千种产品门类，而每一种门类都可能有几百、几千家公司，可以吸纳众多就业，所以应该降低对当官的吹捧，让当官回到一个正常的普通行业领域，让当官和在公司上班有类似的要求与待遇，没有特权，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不能搞特权垄断，以避免不公平。有人认为当官不贪污的话，就没油水了，人们就不愿意当官了，或者说优秀的人不愿意当官了。其实这是正常的，因为当官的行政事务大多是些例行公事，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才智，其实只需要一个普通智力水平就行了，优秀的人应该去从事商业，科研等更能发挥才智的行业。优秀的人都去考公务员的话，那才是社会的悲哀。也不用担心没人当官，因为无论多么辛劳又低收入的工作都有人做，何况是当官呢？而且正因为当官没有多少油水可捞才会劝退坏人小人避免他们腐蚀官场，以及筛选出真正想要为民的人及想要把当官当作职业甘于平庸稳定的人，也可以说是适合当官的人来当官。社会众多公共部门应该私有化，但是可以立法监督。比如水厂，电厂，银行，通信，新闻等部门由众多私人公司相互竞争经营的话，会比国企更加经济有效。如果公务员只需要普通公司普通打工人的能力水平，收入水平，那就能极大的减少贪腐，那么那些共匪贪官贪腐的巨额财富就不会退出流通，不会被囤积在贪官家里，或被转移国外，而是能发挥出它该有的社会经济作用，那么中国社会经济根本就不会那么缺钱，经济会比现在发展的好得多。就像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本来可以很正常的很好的生活，但是患有恶性肿瘤，被癌细胞吸食养分的话，就会骨瘦如柴，难以正常生活，就会艰难痛苦的度日如年。共匪贪官就像是社会经济的恶性肿瘤癌细胞吸食社会财富，贪污囤积资金到经济运转体系之外，不产生相应经济作用，就会让社会经济走向危机萧条下滑。 儒家文化喜欢讲王，这是在那个特定年代的特定看法。也就是农业产量低，社会经济行业门类少，当官几乎是唯一出路的情况下，儒家讲了该怎么当官当王的伦理道德。而后世儒家士大夫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热衷于读书当官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不但杀的血流成河，还看不起农工商等人民，让广大年轻人千军万马闯独木桥般的竞争读书当官，这其实是对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把我们民族培养成了善妒的性格，且没有多少社会进步。因为那种社会里的人们普遍存在不关注事物真理与事情真相，而关注别人怎么做，关注领导怎么想的，喜欢揣摩上意与逢迎拍马，排挤别人，让自己不要落后于别人，或者自己得不到的也不让别人得到的全社会性内斗氛围之中。这些对社会生产发展、文明进步及道德提高都没什么好处，反而有阻碍与破坏作用。其实孔子如果穿越到汉唐宋明清时代的话，并不一定会赞同那个时代士大夫热衷名利，争权夺利的做法，因为那属于祸起萧墙。但是社会注定在不断发展的，经济行业在不断拓展的。在当官不再是唯一出路，而是有众多出路的社会时代，这时过于单一强调怎么当官就不合时宜了，这时可以从更大范围理解王的含义。比如渔民可以称为鱼王，农民可以是他所耕种庄稼之王，卖颜料的商人发财了可以称为颜料大王，研究数学高深的人可以称作数学王子，有成就的音乐家可以称为音乐王子，等等。也就是说这时可以淡化政权的影响，可以鼓励在各个行业、各自领域内，按照道德要求自己，成为各自领域的王，这样既能促进社会繁荣，又能维护社会和平，因为人们有各自出路了，不用再像过去一样为了称王称帝而杀的血流成河了。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从内心修炼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道德水平，走出自己的路。 现在的广大中国人民包括国内外人民付出了艰苦努力、巨大代价和平讲真相救人，传播中共邪恶真相，和平解体共产党。为什么要和平讲真相救人，和平解体共产党？如果我们用战争手段，也许早就推翻中共邪党统治了。我觉得有多方面原因，从为了以后有个好的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和平讲真相救人、解体中共邪党可以避免出现新的独裁、家天下统治，因为法轮大法弟子作为修炼人不要那个政权，而常人也没有谁通过战争手段积累军事实力具备建立家天下政权的能力，所以以后的社会制度应该是避免君臣制的，因为谁来当君主？谁愿意当君主？谁有能力当君主？谁配当君主？这些都是没人能当的。所以谈恢复君主制是不现实的，并且也不要辜负了我们和平讲真相救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要珍惜我们走过的路，从中可以领悟该怎么走以后的路。 有的人有怀古的想法，觉得君明臣贤多好，多有诗情画意，多有家国情怀，多么乐土。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都是从古代史书中记载流传下来的，而史书是儒家读书人写的，他们拿着史笔，在各种执著心指使下，怎么对自己有利，对儒家有利就怎么写，甚至讲究替古人言的曲笔代言，其实就是编造。他们看不到社会整体，他们评论社会，对社会分阶层为士农工商，即使是个穷困潦倒的士子，也觉得自己比农工商高一等，也不知道这种自我麻醉般的自我感觉良好有什么实际意义。绝大多数读书人梦想考中科举，可是注定了考不中，因为没有那么多官职给他们所有人来当。也就是绝大多数读书人一生都在干着浪费时间没什么意义的事，唯一的好处仅仅是维护了儒家地位，巨大的坏处是让中国落后了。所以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的事的时候，要冷静、理智，不能太过于讲诗意情怀。个人怎么讲文人情怀都是自己的事，但不能强推在公众头上。公平是无情的，要在无执著的纯净心理下，才能看出什么是真正的公平。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现代人凭什么去吹捧一个古代诗意的人啊？而且还把他捧上社会权力的高峰，他配吗？他懂吗？这不是外行领导内行了吗？而且了解古代诗人文人历史的人就知道了，很多诗人除了写诗没什么其它能力，比如那个写出著名《游子吟》的诗人，诗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表现的多么有孝心有文采。他被推荐做官，结果他只会写诗不会做官，但是推荐人的名头大，他的上级只好给他安排一个代理人替他做官，分一半俸禄，让他拿着另一半俸禄尸位素餐。对这样的人凭什么吹捧做官？那是害他也是害社会。所以君主制是传统文化，是一个选择，但不是唯一选择，更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因为君主制是有德者居之，但如果把德用于修炼，不是可以修得更高更好吗？人类社会短短几十年的君主享受，哪能比得上修炼成为神后的无数亿年的大自在的福分呢？所以减少不必要的德的损耗有助于修炼及社会的长治久安，因为维护这种社会制度的道德成本低，而又收益高嘛。 前面讲了复古的皇朝帝国制度并不适合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人类社会。下面再讲下自由民主的两党制及君主立宪制也不适合。当然首先说明下，这里是出于理论探讨未来的新人类社会制度，并不是说自由民主这样的制度对当下人类社会不适合。所以这不能成为魔鬼共产党的五毛粉红、党媒喉舌之辈攻击自由民主制的理由。比如台湾的选举制度，也会有人对被选举者不满意及对选举制不满意，甚至有的共匪五毛粉红之辈嘲讽台湾选举。但是台湾人民有总统选举权这一点本身就远远胜过大陆人民连个县长选举权都没有的低劣人权状况了。在当前魔共入侵人类时期，台湾人民可以使用手中的选举权抵抗魔鬼共产党的入侵，比如选举出反共的总统。所以台湾人民不能被魔共五毛粉红之辈欺骗，放弃普选制。普选制在当下人类社会中是有抵抗魔鬼共产党入侵的作用的。当下人类社会的历史特点是：中共邪恶，天灭中共！所以以后的人类社会制度是什么样的，那是解体共产党、灭共以后的事。本文主要是让那些害怕解体共产党后，担心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的人知道，没有共产党，中国反而会更好，比如本文就是一个解决方案。当然了，我谈的只是个人的理论上的看法，读者可以自行判断合不合理，好不好，并不会强制要求谁接受，而是尊重个人的人权自由看法的，所以只是属于一种劝善，不是强迫；魔鬼共产党才喜欢强迫别人接受它的那一套共产邪恶主义与进化论的骗人理论。 自由民主的两党竞选制当然比魔鬼共产党的邪恶极权制度要好得多了，有人权自由，尊重信仰自由，实行市场经济，让人们的才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但是也有弊端，比如两党制，虽然有竞争，但是竞争对手过少，就会造成权力过于集中。虽然相比极权独裁制还不够集中，但是相比如果有更多竞争对手的话，权力还是过于集中了，就会造成人民的选择太少，自主自愿的民权太小，不利于寓权于民，这是从人民角度来说的。从官员角度来说的话，权力过于集中，也不是好事，不仅仅是官员权力太大，责任太大，做的不好的话的后果反噬太大，还会造成因为竞争对手太少、太明确，所以竞选斗争反而更加激烈，所有火力甚至不管对不对，正当不正当，都朝明确的目标对手开火攻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内斗太激烈、太严重，太虚耗国力。比如川普竞选第二任总统时期，竟然发生枪击刺杀案，可见对手的手段有多么极端，总统竞选人的压力有多么大。而这种极端内斗带来的可能是受害者的心理失衡，也变得极端或更极端。这当然不是好事。但如果有众多的竞争对手来竞选总统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因为每个总统竞选者都会分担一部分压力，那么个体的压力反而小了，因为谁都不知道最终花落谁家，不知道谁才是最大竞争对手该针对谁，以及针对谁的话会不会反而造成第三者得利的后果，以及恶人也没那么多力量去极端对付每一个竞争对手。所以竞争对手多了后，会出现一种可以称为完全竞争制度福利的好处，就是价格可以降下来，因为目标有点太难把握，大家反而就都不那么贪心了。因为贪心者想要用极端手段对付某一个他认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的话，结果走向可能是双方都不能竞选上，反而让原本排在后面的竞选者得利选上了，这是从理论与历史经验实践中都可以预料的结果。既然如此，那也没必要付出高昂代价去刻意针对某个竞争对手了。另一方面对选民来说也是有利的，因为众多竞争者可以进行各方面、全方位、多角度的、充分的施政纲领竞争，实现把各方面的价格打下来，也就是把人民要付出的选举某个竞选者后可能产生的负面代价降下来。也就是说某个竞选人虽然有优势，但是他也不得不考虑他不被选民喜欢的某些不好的地方，吸取别的竞争对手提出的好的主张，因为选民选择多了嘛；反之如果是两党制的话，选民选择太少了，虽然对某个竞选者有某些方面的不满，但是为了大局考虑，也只能捏着鼻子选某个人。就像有的竞选者在某个重要方面得人心，但是在另一个次重要方面却并不好，如果竞选者少，他有把握当选的话，他是没必要迎合选民去改变自己不好的那一方面的，而竞争对手多了，变数太多，他就不得不考虑改变自己的某些不好的方面了，这样就能让社会公权力能够低成本运作，有助于社会长治久安的良性循环运转。 对于君主立宪制，也是和自由民主两党制类似，如果竞选总理、首相之类的人选太少的话，同样容易出现官权过大，民权过小；竞选竞争太过激烈，虚耗国力；官虽有弊，民却不得不选的局面。而且就中国当下情况来看，谁来当君主也是个问题，可能存在配当的人不想当，想当的人不配当的问题。而且君主立宪制往往都是有历史遗留原因造成的，而现在的中国并无这个问题，因为解体魔鬼共产党后是不可能让邪恶极权独裁的共匪匪首当君主的。 那么下面就谈谈对理想国新人类社会制度的看法。再次说明下，这只是个人的理论探讨看法。而且我对政权也并不感兴趣。我虽然对政权不感兴趣，但并不等于我对社会的发展就一无所知，以及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谈点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看法，这并不违反什么。就像是选民可以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履行自己的选举权是完全正当的，并不违法什么。我谈这些主要是出于讲真相救人。因为我发现有的人担心没有中共邪党的话，中国怎么办，因而不敢远离邪恶的反人类魔鬼共产党，以至于面临被天灭中共的灭共力量诸如瘟疫病毒、癌症车祸等各种灾难，把他当作魔共党团队组织成员或亲共份子予以攻击感染淘汰的危险。所以我就分析下没有魔鬼共产党，中国反而会更好的原因及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有的人认为可以设立一种伦理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会有助于维护社会道德伦理，这是有待商榷的。邪恶魔鬼共产党作恶，也是符合常人形式的利用人性之恶来作恶。所以魔鬼共产党解体了，人性还在，也就是人性之恶还在，而且是广泛存在于每一个常人的心中，这绝不是靠伦理委员会能解决的问题，只能靠人人向自己的内心修自己，每个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来解决。跟每个人修自己的众人之力相比，伦理委员会的那点能力太渺小了。因为坏人小人是很多的，遍布于社会，可以说常人的思想中都有一定的坏人小人思想，或多或少，只是它并不一定表现出来，在实际行为中可能被道德约束，让坏的思想不起作用。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中坏的思想是渗透社会的，那么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好的思想也渗透社会，也就是人人向自己的内心修自己，自己约束自己，对哪里做的不好的问题，找自己的原因，下次做好，自己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而且一旦有了伦理委员会之类的公权力机构，就等于抛给了坏人小人一块肥肉，坏人小人就闻臭而来了。比如伦理委员会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垄断道德解释权，这就可能沦为迫害人民的工具。所以人人修自己才是根本，我们设计的社会制度要围绕这个根本，帮助实现这个根本，保护这个根本，而不是与这个根本对着干。从总统到平民，到各行业的从老板到员工，只要他想修炼，都可以人人修自己。当然不能强制修炼。修炼是自愿的。魔鬼共产党才喜欢强制别人从小加入共匪少先队、共青团等组织，强制给人民灌输进化论、共产邪恶主义理论。 也就是说社会公权力要小，不能阻碍、掩盖、代替人人修自己，而要尽量为人人修自己提供条件。如果用常人社会中的事物打个比方的话，社会公权力要分解为各个零部件，每个零部件，只干一件事，比如一个轴承，只干轴承的事。瑞典高质量的轴承就能把轴承的事干好，而且经久耐用；中国国内工厂也生产轴承，但是用不了多久就坏了。所以对轴承好坏的评价在于它是否能干好轴承工作及经久耐用，而不是它能不能干好轴承之外的事，更不是把一切权力压力都推给它，指望它能领导好一切。这种寄希望于一个英明领导，或者一个权力机构来领导好社会的想法是不对的，对领导对百姓都是不公平的，是一种懒惰的心理，也是一种坏人小人贪权的心理。就像古代百姓盼青天，盼了千年，也没出过几个青天级清官。而且家天下的英明开国皇帝不能保证下一代，再下一代等都是英明如他，因为后代生长在富贵环境里，没必要那么吃苦奋斗，甚至连学习都懒得学，何况还有很多阿谀奉承的卑鄙小人在干扰影响他，所以家天下把希望寄托在出明君上，注定会出问题的。也就是说良好的社会制度的公权力要小，要分散化，让它只能干该干的事，不能多干一步不该干的事。利益分配的设计权与挑选权要分开，比如两个人分蛋糕，要设计为：切割蛋糕的人后拿蛋糕。由不掌握切割权的人掌握挑选权，能优先选择切后的哪块蛋糕。这样切蛋糕的人就会尽量保证切的公平，让自己后拿蛋糕也不吃亏。通过历史我们知道，杀头不能阻止贪官，坐牢更不能阻止贪官，在巨大利益面前贪官会前腐后继的贪污。但是良好的制度能阻止贪官，因为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所以不能把社会制度设计为官员权力过大，既掌握切蛋糕权，又掌握挑蛋糕权，那等于就是在鼓励培养贪官；并且也不能认为这样的分权设计没有人情味，治国和人情是两码事，绝不能用人情干扰治国；共匪党官才喜欢在官场讲究人情世故，对犯罪官员予以人情保护，风头过去后继续提拔重用，继续贪腐犯罪，直至走向罪大恶极灭亡。 我们从“真、善、忍”宇宙大法上悟，可以发现：公平属于真，因为真实的情况反映是会考虑到所有参与者的，也就是对所有参与者是公平的；自愿属于忍，因为要忍住自己的执著欲望，才能尊重别人的自愿的意志选择，不强制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那么再加上友好属于善，就完美了。所以社会制度的设计要考虑到公平、自愿、友好。公平这么重要，那么谁来保障公平？因为公平虽好，但是一般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对于经济社会的人来说，可能要忙于工作赚钱，没太多时间精力兴趣去关注与维护社会公平。所以要从社会制度上保障公平，就最为有效且省力。我想到的一个社会制度办法是：寓权于民。比如人权，人身权，财产权等各种权利应该尽可能的交给百姓个人自己。比如规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就是很重要的权利，有了这条权力就能很大程度上保障人权。因为有了私有财产，人们就能维持生活活下去，就能不必依附于权贵，就能有时间精力去工作及申张维护自己的其它权利。并且为了维护私有财产权，必然会诞生出相应的自卫权等保护自己私有财产权的权利，比如正当自卫是合法的，及未经允许的进入民宅是非法的，那么恶人坏人就不敢随便伤害别人，也不敢随便进入民宅迫害人民。所以私有财产权是其它权利的基础保障。而魔鬼共产党之所以邪恶，最根本的不就是要求共掉别人的私有财产权吗？共匪迫害人民，强迫知识分子改造的手段不就是拿让知识分子没有饭吃来威胁吗？共匪恶警、恶官、恶人助纣为虐的迫害人民的借口、他们明知坏事也干的原因不就是因为要吃饭吗？所以有了私有财产权，人们就不必依附邪恶政权，也能养活自己，就可以维护公平正义，拒绝替邪恶魔鬼卖命。共匪等恶人坏人小人喜欢拿人民素质低，政府有公益作用来为政府揽权辩护，最终实现极权独裁邪恶制度。其实人民是有足够聪明才智的，比如共匪国经济的特点是共匪管什么，什么就发展不起来，烂尾；而反之，共匪不管什么，什么反而蓬勃发展，比如民营经济是反共产经济的，但是民营经济可以蓬勃发展，因为人民是有足够聪明才智与勤劳肯干的。当然对于那些没有生活自理，挣钱能力的人，可以由他们的家人帮助或好心人救助，但是不能拿这个成为政府揽权的理由，因为那些人毕竟是少数，只要社会正常运转，多数人都是可以养家糊口的。 还有人可能替共匪辩护提出如果没有共匪整顿行业，资本会大肆剥削人民，其实中国社会经济危机，经济下滑的原因并不在于资本怎么样，而是邪恶魔鬼共匪贪污腐败，侵占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而且还倒行逆施打压经济造成的。如果中国社会没有邪恶共产党的那么多贪官贪腐与倒行逆施的迫害人民，凭借中国人民的自然资源，聪明才智，勤劳努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民富有程度，远远超过现在的水平。而且中国资本家的特点是与共匪勾结的官商勾结的资本家，这和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资本家是有本质区别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大资本家实际上就是共匪权贵或共匪权贵的白手套代理人。所以中国人民要认清中国大资本的邪恶是属于共匪邪恶体系的邪恶，不能与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资本家混为一谈。资本本身并不一定邪恶，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定会有发展得好的，资本大的成为大资本，但并不一定就等于邪恶。因为大资本、大公司如果经营不善、服务不好、产品落后而破产倒闭的也不少。也就是说大资本虽然有实力，但是也是受人民制约的，人民可以不买它的产品，它就会走向没落，所以它不敢不重视人民，它就会奉行以人为本。然而魔鬼共产党则敢忽视、藐视、敌视人民、迫害屠杀人民，因为它的邪恶极权权力不受人民制约。比如魔鬼共匪的毛匪首邪恶愚蠢的发动大跃进运动饿死几千万人，他主动以命还命的负责了吗？或者他以主动解体共产党的方式为死去的几千万人命负责了吗？他赔偿人民的损失了吗？他不但没有为他的邪恶犯罪屠杀饿毙几千万人民的罪行付出对等代价责任，还在后续的文革运动中被共匪无耻吹捧为领袖、统帅、一句顶一万句。可见在共匪国，共匪犯下天大罪行竟然可以无责，这是社会制度的多么巨大的漏洞！而这样的漏洞对于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大资本来说，显然是没有的，至少大资本们没有像共匪一样屠杀过几亿人民。而且大资本对自己做错的事是要承担责任的，比如召回有问题的产品。以及人民也可以制约大资本，比如不买它的产品，就可以让它破产倒闭。所以不要把大资本与魔共混为一谈，更不要为了担心大资本怎么样而支持魔共。只有魔共的五毛粉红、党媒喉舌的骗子们才会大肆宣扬资本邪恶，忽略共匪的远超资本的巨大邪恶、实锤罪行，鼓吹共匪压制资本，实际上是劫掠资本家及把共匪变成新的更邪恶的权贵资本家。 其实我觉得，法轮大法修炼的松散管理，每个人走出自己的路，就是一种很好的社会制度的参考模式。也就是说社会上可以有各种行业，只要是正当的，都可以存在，但是政府官员只相当于一个协调人，除了一些必要的公共权力外，不能有太大的权力，更多的权力是社会中每个人自己用大法来衡量该怎么做，自己觉得怎么做好就怎么做。看似官员权力小了，其实是对官员的另一种保护，因为权力大了，责任也就大了，如果做不好，那么就要承担后果损失责任；而且权力大了就有可能太累了；并且权力大了，有可能助长执著心，变得利欲熏心；而且权力过大，有了一些没必要的权力的话，就会形成一种利益空间，就像是有缝的鸡蛋一样，吸引坏人小人来钻营，即使你能拒绝，被反复钻营也是很烦很费时间精力的。社会总是会有小人坏人的，因为思想自由，一个人限于他的眼界能力心性道德水平，加之欲望执著，很容易变成自私的小人坏人；而坏人小人就喜欢挖空心思的钻营这些。所以最好是从社会制度上就不要有这些不必要的额外权力造成的利益空间，就避免被坏人小人钻营。这在现代工业的生产质量管理上叫做防呆法，就是产品设计为只有做对才能成功，做错是做不成功的，比如电脑插针对插孔在数量上有各不相同的设计，保证了只有插对才能插得进去，反之也就是插得进去就是插对了。那么社会制度设计为没有多余的利益空间给坏人小人钻营，坏人小人也就钻营不了了。所以能放权给广大人民百姓个人的权力尽量放给个人自己去把握衡量该怎么做。当然该有的公权力还是要有的，要保障社会安全稳定，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尽量放权于民。比如司法权，我觉得其实都可以由私人公司来做，因为这样可以形成良性竞争。哪家司法公司在司法判案时更加公平公正，就更加有社会名气，百姓就更愿意找它打官司断案，就能减少冤假错案，该公司也能获得更高收入。当然也不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变得看不起甚至否定公权力。公权力还是有必要存在的，可以起到整体上协调、平衡社会良好运转的作用。比如对铁路行业，公权力可以制定铁路行业标准，规定铁轨宽度及承重要求等行业标准，一个私人铁路公司可以把它的路线设计与计划列车时刻表向相应公权力部门报备，这样另一家私人铁路公司在设计自己铁路线路与时刻表时，可以先到相应公权力部门查阅现有的铁路线路与时刻表设计，并报备自己的线路设计与时刻表计划，这样既能与现有的线路接轨，又能避免时刻表冲突，避免发生两辆火车相撞的情况，还能给后续铁路建设设计留下完备的已有情况的完整参考。 所谓社会制度的设计，最主要的就是权力的分配设计。在这方面人类社会古今中外五千年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案例素材，特别是当下的中外社会制度更是提供了大量的活生生的正面的与反面的案例。比如权力集中于独裁者手上，这是一种极端，这种极端一般都是邪恶的，比如中共邪党要求党管一切及权力集中于匪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结果是给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民反复带来巨大灾难，这不是靠五毛粉红、党媒喉舌之辈粉饰鼓吹就能掩盖的。而美国、台湾的民主制度就有它的抵抗魔鬼入侵的优势，但是也有它的问题，虽然瑕不掩瑜，但是如果我们能把问题解决，不就更好了吗？我觉得应当有社会公权力存在，因为有些事情需要公权力去做，比如国防，立法，公共行政，这些都不适合私人公司去做，但是权力不能过大，最好是只有刚好够用的权力，剩下的尽量放权于民，或者由私人公司去做， 而且要引入竞争，要防止一家独大垄断专权，而且竞争者的数量最好还是稍微多点，因为数量少的话，也容易被魔鬼恶势力坏人小人之辈渗透收买颠覆，但数量多的话，就不容易被渗透收买颠覆了，因为成本太高，收益太低，划不来。因为恶人坏人的手段是收买一部分人来迫害其他大多数人才能获取邪恶利益，不可能把所有人收买了，收买所有人是得不偿失的。也就是说要形成一种在社会制度权力方面让作恶者面临代价高、收益低的局面，这样就能防范作恶，这就能形成一种稳定的良性循环的良好的社会权力制度。我们从已有的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特别是邪恶魔共统治的反面经验教训中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权力并不能使社会人心道德变好，特别是权力掌握在恶人手里，或者掌握权力的人变坏，所干下的邪恶之事的规模之大、程度之严重是远远超过没有权力的普通坏人的。所以不能把社会变好的希望寄托于权力和当权者，而是应该寄托于大法，天理，对神的信仰，人人修自己。这样看来的话，社会公权力不是大才好，而是小才好，小到刚好够履行社会公职责就行了。这样公职人员就没有足够权力把公权私用，比如当他无权撤换审查他是否贪腐违法的人时，他也就不敢贪腐。 当社会形成一种公权力虽然有，但是小，仅仅是刚好够用的状况的时候，社会上每一个人的自愿选择，自主权就突出为一种重要的权力了，就能发挥它该有的作用了。这不仅仅是让每个人可以按自己意愿的方式活着，减少对社会的不满意度，而且有助于他们得法修炼，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比如古代社会里有很多奴隶，农奴，家奴，家仆等人，这些人思想上，行动上，时间自由上都受着主人的约束，地位低下，甚至不识字，那么他们怎么能实现人人修自己呢？比如主人就是喜欢让他们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以获取利益最大化，或者让他们随时待命而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么他们哪有时间看书学法炼功呢？当然是有少数精英可以突破重重困难，想要修炼就能修炼，但是对于社会更广大民众来说，就不具备修炼条件了。而人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修炼提高层次，回到自己生命产生的地方去，那么他们就不能为人生真正的目的而活着了。所以我们为后世开创人人修自己的社会条件的话，我觉得可以从社会制度尊重个人自愿入手。自愿包括个人有选择的权利，可以自愿，也可以不愿。自愿和不愿都是人权，都应该由个人自主决定。魔鬼共匪才喜欢强制“伪自愿”，比如用禁止出行、上班、上学等方式强制制造“伪自愿接种毒疫苗”。 其实推崇儒家文化的人往往都可能是把自己带入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人物之中，比如皇帝，大官，地主财主，知名文人才子等人，他们有众多奴仆侍候，的确过的舒服，如果他们心善，善待别人，修炼自己的话，的确可能修得不错，能够提高层次，但是那毕竟是少数人，更多的皇帝官员财主士大夫等人都是迷于人世，贪图享受，牟取利益去了，根本不知道自己活着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也没有达成他的人生目的；而且还会让众多奴仆及社会底层人民失去得法修炼机会。有的人，特别是常人心重的人，喜欢羡慕皇帝，觉得生杀予夺大权在手，那多爽，又有三宫六院后妃侍候，那多舒服。其实不然，因为天下事决于一人，这个人会有多累？责任压力会有多大？而且一旦做错，后果有多严重，报应有多重？而且过大的权力注定会吸引无数卑鄙无耻坏人小人盯着他，想尽办法献媚或陷害，以牟取权力利益，妄图分一杯羹，或者出于嫉妒搞破坏，那么无意义的单纯为斗争而斗争的争权夺利、人际斗争注定是极其激烈残酷的。而且后宫佳丽虽多，但是有多耗精力？虽然子嗣众多，但是后辈不肖的话，有可能自相残杀，一个儿子为了争权夺位、铲除威胁，就可能杀光其它所有兄弟姐妹，或者改朝换代时灭族，那样的子嗣众多有多大意义？很多皇帝都是不长寿的，可能是没必要的超高享受与做错事的过大罪业把人生福分消耗太大吧。所以没必要羡慕皇帝。而如果公权力没有那么大，个人的自主权大了之后，每个人就有机会得法修炼，选择自己想走的人生之路了，这其实是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事。而且现在社会有很多人是教徒，他们可能被宗教约束着，不能得法修炼，但是个人自主权大了后，那个人自己想要修炼的话，宗教是约束不了他的，也不会因此产生什么社会争斗，因为是他自己想要得法修炼的，因为过去那些正教现在已经不能度人了。不是已经有这样的例子了吗？比如在修炼交流文章中，有的人说以前学过佛教、基督教、练过多种气功，都没有得到祛病健身的效果，只有修大法后才得到了奇迹般的康复效果。所以尊重个人自愿选择，提高个人自主权，是有利于洪扬大法的，是有利于形成人人修自己的社会的，当然也是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 在人人修自己的社会里，也许警察部门都可以由私人公司经营。百姓可以向警察公司报案，可以根据执法能力与公正程度选择声誉良好的公司；淘汰品行低下的公司，让警察公司之间也形成良性竞争。这样可以把社会暴力约束在合法范围内，让恶人坏人之辈即使当官也不能肆意滥用警力迫害人民。当然更好的社会状况是无需警察，人人修自己就能维持社会和平良好的正常运转。所以我觉得自由市场经济的民主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的，这是人类社会的经验。并不一定要恢复君主制。当然大的原则是顺其自然，我只是谈点个人看法。我觉得人们应该花一点时间在选举上，选举虽然费点时间与成本，但是这样可以避免邪恶独裁昏君暴君祸害人民，相比而言，那点时间与成本不算什么大事。比如可以从选举村长开始，实行普选，该村居住的所有成年人只要他愿意，他都可以报名参选，也可以组团或组党推举候选人参选，然后可以发表竞选演讲，全村成年人都可以投票选举自己想要支持的候选人，然后由票多者当村长。村长当选后可以自己任命或招聘考核录用手下人员当村官助理，村官助理就不用选了，可以由村长面试指定，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且相互了解能合作的好，一届村长任期五年，最多连任一届。然后在村长的范围内再次普选镇长，比如一个镇有30个村，那就有30个候选人，全镇成年人投票从30个村长里面选出镇长，镇长当选后可以兼任原来的村长，或者指定新村长做自己的代理村长，以及可以任命镇长助理官员，代理村长及镇长助理官员都不用选举。以此类推，从镇长中选举县长，从县长中选举市长，从市长中选举省长，从省长中选举总统。每一级选举都是所辖范围内的全体成年人投票普选，总统当然是全国成年人投票普选，总统候选人就是全国30多个省长。有30多个候选人，这样就不容易被坏人收买渗透作弊，因为大家都在互相盯着对方是否违法，而且也没有哪个坏人可以有能力收买30多个候选人，并且一旦发现有人收买候选人，可以控告或匿名控告查处。每一级都是五年一届选举，可以在一个月内完成所有选举，当选官员最多连任一届。这样等于每五年时间花一个月用于选举，有利于防范腐败独裁，其实是划算的。而且没有政府党委，党派费用需该党成员自行承担，不能从公共财政拨款做党费，这样就能堵住执政党的贪腐漏洞。 可以把五月份设为选举月，因为五月份的天气不冷不热，雨量也不大，适合参加公益活动。选举村长三天就够了，选举活动可以是两天时间竞选人发表竞选演讲，第三天选民投票并公布结果。因为同村人平时都比较了解，所以不必再次花太多时间去了解，但是该有的竞选演讲程序还是要有的，还是要让村民了解竞选人的执政纲领理念来决定投票给谁。竞选镇长时间也可以是三天，前两天由竞选人发表竞选演讲及广告，第三天投票并公布结果。县长，市长，省长都和镇长的竞选时间、程序一样。这样合计十五天时间即可选出各省官员。剩下的16天时间全部用来选举总统，因为总统的重要性超过下面各省各级官员，总统的执政方针会带动全国各省各级官员的具体行政做法。总统选举的第一个星期，可以是全国各省长发表竞选演讲，及抽签决定竞选辩论对象，进行竞选辩论。如果竞选人数是单数，那么可以抽两次签，第一次先抽出不参加竞选辩论的那个竞选者，第二次再抽出各自辩论对象。第二个星期可以允许各竞选人根据上周情况修改完善自己的施政纲领，再发表一次竞选演讲，再抽签进行竞选辩论，如果上周有辩论落空的人，第二周不能再落空。第三周先休息停止选举活动一天或几天，让选民冷静考虑该投票给谁，然后到月底那天选民投票并公布投票结果，得票最多的人当选总统。选民投票在本地投票即可，从村长到总统的每次投票都有监督计票人员。监票人员由当地政府人员2人，2个当地警察公司各出1人，2个当地司法公司各出1人，2个当地审计公司各出1人，选民自愿报名并抽签选出2人，合计10人监票，确保计票真实准确。监票人员所来自的公司都是随机抽签决定。总之，尽量缩小每一个人的公权力，让尽量多的人参与进来监督，尽量让坏人小人恶人们没有空子可钻。 可以在选举月的前一月，也就是4月份进行选民登记领取选票。按居住地原则登记选民所属选区。也就是无论选民是自建房，买房，还是租房，只要在该选区地理范围居住，即可凭房产证、购房合同、租房合同等证件领取选票。选票有编号登记，这样可以防止出现假选票，比如有一看就不是选举专用纸张印出来的选票，以及多于备案编号的多出来的选票，那就是假选票，可以追究使用假选票者的责任。选票编号只能用于证明选票真伪，不能用于其它任何用途，以防止舞弊购买选票及打探谁投票给谁了。 立法部门不受总统控制，可以独立立法交由总统执行，总统不能关闭议院或罢免、撤换议长、议员。这就有点像是，立法部门负责切蛋糕，总统负责挑蛋糕，总统只能按立法部门的授权范围办事；总统可以有自己的施政理念，但是不能越权行事，这样就能防范严重不公平的独裁极权。立法部门全体人员可以来自社会公开招聘考核，议员限定500人，议长可以由议员普选得出，但是议长仅仅是负责召集议员立法，活动主持，在立法投票上和普通议员一样只有一票，而且议长不能随意罢免议员。总统、议长、议员有违法的地方可以向司法公司控告或匿名控告。至于军队，只能用于对外保护本国人民的和平安全，不能对本国百姓动武，军队属于国家，不属于任何个人。总统是军队最高长官，总统可以指挥军队，但是军队只执行符合军队法的命令，也就是军队有权拒绝总统的镇压人民的命令。如果发生内乱暴动，有必要的情况下军队可以平定暴乱，维护法律让社会重新归于正常和平秩序。比如因为选举发生暴乱的话，就平定暴乱，恢复和平，重新选举，哪个选举环节有问题，比如计票环节有问题，就换人计票重新选举。而且军队也有多支大军，互不统属又相互监督，如果有某个军头想要独裁建立军政府，那么其它所有军队可以联合予以镇压谋反，这些都规定在军队法里。把军队属于国家，军队只执行符合军队法的命令大量宣传，进入学校课本及社会公益广告，深入人心、深入军心，深入每一个公民的内心，深入每一个士兵的内心，就能防止坏人小人掌控军队作乱。军队军人或军官有违法的地方，也可以向司法公司控告或匿名控告，司法公司可以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借调另外军队的军人分队来保护执行调查。军队可以按东南西北中五个地区分设大军，每个地区设两支大军，互相监督，每支大军限员三万人，全国总计十支大军，三十万军人，这个数字对于和平时期维护国防来说足够了，因为和平时期并不需要打仗，没必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养太多军队，只有邪恶独裁政权才喜欢豢养庞大军队恐吓人民，而民主普选制度的政权不需要恐吓人民。当然如果发生战争打仗的话，也可以由立法部门授权按需扩军。军队军人来源于社会公开招募，不实行义务兵役制，因为非自愿的被迫从军的士兵是不会有战斗力的。军人、军官、军头都是一届五年，最多连任一届，然后就必须调离岗位，以防止长期霸占某个职位揽权滋生腐败积弊。议长、议员、总统、官员、公务员、军头、军官、军人等人到期离职后的去向可以是升职、降职、平调其它岗位、离职创业或另找工作等，总之不能让一个公职岗位被同一个人连续占用超过五到十年时间。并且每一个公职人员包括底层职员与士兵都有任期期满审计及离职审计，这是制度公平的体现，因为底层职员与士兵虽然没有权力做大的坏事、巨额贪腐，但是把任期审计及离职审计做成公平的制度有助于防范出现大的坏事与巨额贪腐；以及底层人的人数众多，他们可能知道一些坏事与贪腐案真相，可以在与审计部门人员接触时举报或匿名举报违法案件，这样有助于震慑坏人坏事，因为周围的眼睛都在盯着他的不法行为。 立法部门可以制定众多法律，比如规范各行业的正常运作的法律，并对新兴行业予以预见性、防范性立法，并根据社会发展不断改进立法，让法律切实能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且可以成立下属各行业标准委员会，制定各行业标准，以便各私人公司能够按照标准接轨，避免产品类型不能互相通用造成的浪费。而司法部门则可以由有执业资格的私人公司承担，也可以由有执业资格的个体律师承担。自古以来的官场腐败的一个重要腐败就是司法腐败，官员垄断司法，官官相护，老百姓有冤无处申。但是私人公司承接司法案子后就不一样了，因为私人公司相互竞争就不会官官相护，老百姓可以找一个信誉好的司法公司伸冤，如果觉得还不满意，那么可以找该公司的竞争对手公司进行二审，这样就有可能实现公平，因为坏人小人不可能收买所有司法公司，而且相互竞争的司法公司也会想尽办法的发现一审的不符合公平正义法律原则的问题，这是提高自己公司的声誉，也能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警察公司、司法公司的收入来源，可以根据案件情况，有的适合原告付钱的由原告付钱，有的适合被告付钱的由被告付钱，有的适合公共财政付钱的由公共财政付钱，对于所产生的费用，有发票的可以凭票报销，并且根据办案情况，结合原告与被告的反馈评价，比如对办案的公平公正程度，敬业专业程度，服务态度，时间效率等方面打分，可以根据案子情况结合打分由公共财政支付一些奖金作为司法公司利润。比如司法公司可以接受匿名控告，查处贪腐案件，官员违法案件、军队违法案件等违反公共权益的案件，查办成功后可以领取一定的财政奖金。监狱也可以由私人公司承担，根据在押人员数量领取财政资金作为费用与利润。监狱不能虐待迫害在押人员，只能限制在押人员的人身自由，没有改造在押人员的权力，也不能强制劳动。因为人是不可能改造好的，人只有自己内心想要变好才能变好，外界只能劝善，不能强制。而且对于内心不想劳动的人强制劳动也容易出质量问题，反而是浪费；或引起反感抗拒，结果不是化解矛盾，而是矛盾更大。当然不是说不能劳动，可以自愿劳动，予以劳动报酬或减刑奖励以吸引劳动。而且不能打骂虐待在押人员，因为打骂虐待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激化矛盾与仇恨，结果不是把一些关押者人变好了，而是变的更坏了。监狱只是制止犯罪，让罪犯付出犯罪的代价，但是并不能把罪犯变好，因为要一个人内心想要变好才能变好。可以感化犯人，但是不强求感化，更不能设置感化指标。共匪喜欢设置指标管理，比如设置警察每年抓人指标，结果就是搞得鸡飞狗跳、民怨沸腾；或者对GDP指标弄虚作假。以及共匪喜欢说改造人，按魔鬼要求强制要求别人，其实是迫害人民。也就是说监狱中也是讲公平、自愿、友好的。为了防止司法公司往自己监狱揽活，司法公司不能判决在自己公司监狱关押被告，可以结合原告被告意愿及社会条件选择另一个合适的司法公司监狱作为关押地方。 在立法、行政、司法、军队等国之大事之外，还应该考虑成立一种私人审计公司，用于对公职人员包括军队军官与军人的每届任职期满审计及离职审计，也就是说官员、公务员及军人在每届任职期满及离职前，需由社会审计公司进行他的工作审计，以查验他是否有贪污渎职行为及与后续任职人员做工作交接。前任离职审计，也就是后任的上任审计，审计报告里明确了前任任职评定，及给后任交接的工作内容与公共财产清单，以防止出现新官不管旧账或者装作不知道前任情况的扯皮推诿。审计公司还可以加入信用评级业务，可以结合审计情况及社会调查情况予以评分，也就是对官员、公务员、军人进行工作能力、品行、业绩等的信用评级，这种评级可以用于他们以后找工作或者竞选时的参考认证宣传之用。审计公司由公共财政支付审计费，费用参照当地平均收入水平与该审计案工作强度适当调节决定。也就是审计公司人员收入与公务员、军人、普通公司人员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多，这样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为了防止舞弊，审计公司可以由岗位继任者指定，以免前任问题由后任背锅。为了防止骗取财政资金，对报假警、办假案、作假审计的犯罪行为可以由知情人控告或匿名控告，追回赃款。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不与经济发展GDP挂钩，避免官员追求政绩做出追求短期利益、伤害长期利益的行为，比如共匪党官贷款给河道贴瓷钻，让自己有政绩，后任有债务，百姓无实惠。人类社会的实践经验表明，官员管经济带来的是经济危机、经济下滑，因为官员并不是经济专家，也不是企业家，官员管经济就会造成限制经济，把社会经济发展能力限制在官员的智商能力水平以下，而且自私又强势的官员还会压制企业家，压制懂经济的聪明人，反而阻碍经济发展，造成经济危机。人民百姓是足够聪明勤奋的，比一般官员聪明勤奋的多，百姓自己就知道怎么创业或工作挣钱发展经济，无需官员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反而起干扰破坏经济作用。官员政绩不与经济挂钩的结果会让官员压力小很多，这对官员也是减少一些不必要、不适合的负担。官员考核可以采取一种反向考核制度，也就是看治下人民百姓对他是否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因为官员多数都是做些例行公事的事，不需要多大能力，也看不出多大差距，所以可以加入反向考核。官员每届任职期满审计时进行百姓不满意度调查，进行反向打分，百姓不满意度高的，且有事实证据确凿的，那么该官员的政绩评分就低，他就难以竞选升职及难以被继续聘用或平调任职，甚至有可能在设计中发现他的违法犯罪行为，予以审查判刑。 新的“公平、自愿、友好”的人类社会制度有什么好处呢？前面的分析都是在讲怎样避免历史上的社会弊端问题与解决办法，相比当前及以前的人类社会制度，看起来已经很好了。但是实际上它还有很多好处，可以给人民带来很多幸福。当然这些好处也是结合历史上与当下人类社会制度带给人民的优、缺点来说的。 比如，人人修自己的社会里，人们有了精神信仰，对物质利益欲望就会下降，就不会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伤害别人，而且人心向善，会愿意善待别人。新的人类社会制度可以让人们的心没有那么浮躁，心比较平静。因为很多焦虑是因为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导致的前途忧虑造成的。社会制度变得公平之后，人们就会对未来更加有信心和希望了，也就没那么焦虑了。这样可以避免很多心浮气躁带来的焦虑不安与急中出错，让人们可以理性的，心平气和的把事情做得更好。 新的人类社会制度防止了贪腐，可以让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好。因为当下中国的绝大部分财富都被共匪贪官贪腐掉了，贪官把钱囤积在家里或转移到国外，退出了中国社会经济流通，中国社会经济循环机体就会极度缺钱，百姓收入低下，就不能提升消费，也就不能发展好经济。但是新的社会制度，防止了贪腐，那些绝大部分的巨额财富就可以在社会经济循环里正常流通，社会经济就不缺钱，老百姓收入就可以高涨，就有钱消费；而且有了私有财产保障后，社会上有创业能力的精英们就不用担心被共匪劫掠，就敢创业，也就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好。 新的人类社会制度下，人们的道德水平提升了。比如可以立法杜绝黄赌毒，不允许卖淫嫖娼、赌博开赌场、吸毒贩毒。并把它们定为重罪，因为它们败坏社会道德，又是很容易、很普遍发生的罪恶，所以要重点防范。看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怎么样，重点就是看当地黄赌毒是泛滥猖獗，还是绝迹。前面讲到对官员、公职人员、军人等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举报与匿名举报。而在民间对犯罪行为，尤其是黄赌毒这样的败坏社会道德的犯罪行为，同样可以举报与匿名举报。并可以给举报者一定奖励，比如不超过五百元的奖励。但是对于报假案的也要予以惩罚，比如不超过五千元的惩罚，以防止有的人为了贪图奖励报假案，也防止有的人为了一些小矛盾恶意报假案举报别人。但也不能罚太重，以防止处罚方恶意抬高处罚规格。还可以把拐卖人口与换器官这两样纳入重罪。因为共匪国拐卖人口活摘器官或让受害者沦为性奴的现象极为猖獗、极度严重的侵犯人权。有的人也许会辩解可以让车祸死亡的人捐献器官，但是器官是一个人的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人没有任何权力以任何理由夺取别人的任何器官。绝不能开车祸可以献器官的口子，因为恶人坏人小人们会故意制造车祸夺取器官。至于那些病重的人，器官有问题的人怎么办呢？他们可以安天命，该走就走，不要在离世前夺取别人器官给自己造下巨大罪业，导致下辈子可能更惨；他们还可以真心修炼，对于真修者，癌症都能痊愈，无需换器官。 当下中国社会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年轻人普遍悲观绝望，陷入躺平与内卷交织的困境，不愿结婚生子，让中华文明有断承危机。因为文明包含社会各种技能，需要足够多的人才能传承。中国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原因，前面已经论述过经济问题可以得到解决。那么中国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适合的结婚对象，特别是女权主义败坏了中国社会婚姻道德，让中国男人地位低下，压力山大，不敢结婚；而且魔鬼共产党邪恶反人类统治导致的中国社会淫乱严重，让很多中国人觉得想要找个干净的结婚对象很难；以及在世风日下的社会环境里也不放心自己的结婚对象，也就难以结婚。比如传统中国社会，一个男人到了结婚年龄，可以先结婚，再出去挣钱，因为有社会道德约束，可以放心妻子在家不会出轨。但是魔鬼统治的中共国社会，一个男人到了结婚年龄，可能不敢结婚，因为担心自己出去挣钱的话，留守妻子出轨。而一个人单身挣钱呢，又是很难的，因为要分心家务及操心以后怎么结婚生子养孩子等等浪费时间精力，影响做出长远的工作规划。其实结婚后，夫妻同心的话，反而有助于挣钱，因为挣钱的人可以全力以赴，不用担心家务，也不用再考虑以后结婚的事，因为已经结婚了，所以可以专心挣钱；并且孩子出生后可能反而挣钱更多了，因为多子多福，孩子可能带来他的人生福分，让家里挣钱更容易更多。这些都可以算作是结婚福利。但是出于种种担心不敢结婚的话，就没有这些福利；相比有福利的人，反而挣钱更难。所以人是该结婚的。那么新的更美好的人类社会制度下，人们的道德水平提升了，男人到了婚龄也就敢结婚了，因为社会道德提升了嘛，对妻子也就更放心了，何况还有社会道德舆论监督，那就可以放心结婚了。并且社会道德提升后，离婚率会下降，一生一世一对人的概率会提高，这样也敢于和妻子做长远规划，让工作事业能够得到更好的规划与发展。否则在魔鬼共产党邪恶统治下的社会离婚率高企，夫妻间相互防备算计，不敢信任对方，也就不敢做长远规划，因为不知道对方会不会中途摆自己一道，这样的长远规划的变数太大，意义太小，也就放弃了，就不利于工作事业发展。当然了，也可能有对配偶不满意的婚姻，但是因为人们道德水平提高了，那么对不满方面的容忍程度也就提高了，和别人的攀比心理也就减少了，而且有了精神上的信仰后，对物质欲望就减少了，及对别人也就减少了极端刻意针对性的不合理的过分要求，会更加讲究随其自然，及善待别人，多看别人好的一面，少看不满意的一面，这样也有利于减少婚姻矛盾，增加婚姻家庭稳定。有的女权主义者可能认为女人要生孩子，做家务，认为婚姻中女性付出太多、太亏。这在邪恶魔鬼共匪统治、信仰缺失的中共国，确实可能对很多家庭是个问题。但是对于新的更美好的人类社会制度里的人们，有信仰的人们来说，就不是这样看问题了，那时候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能是如果一个女人觉得做女人亏，那么可以这辈子多做好事，体贴善良，给自己多积累福分，让自己下辈子能够转生成一个男人。因为要转生成男人是不容易的，不够福分资格的话是转生不了的。这样心里就平衡多了，不会因为女权主义产生各种社会问题了，比如为自己、为女人争权的时候，让男人拒绝结婚，反而虚耗了婚龄，沦为大龄剩女，甚至可能孤独终老，到时后悔。比如一件商品的买卖道德应该是货真价实，不应该漫天要价，漫天要价结果反而是卖不出去，然后新货又上架，陈货没人要了。这不是把人比作商品，而是说这个道理。事实上的社会经验教训的道理也确实是这样，有多少女人眼高于顶而导致错过良缘；对男人也是一样，男人也有眼高于顶导致错过良缘的。 中共国的很多百姓家的小孩从小都经历过被父母暴打的经历。甚至有的人宣称东亚小孩都是这样，没有不被家里打的。宣称东亚小孩都被家里打过的人可能都没出过国，更没有在其它东亚国家长大的经历，但是他一般都是在中国从小被毒打，然后想当然的推广到东亚，所以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共匪国小孩从小被家里毒打的现象很多。魔共国小孩被打现象为什么这么严重呢？有人说是古代传下来的“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一方面原因，因为魔鬼共产党的特点就是选择人性之恶予以无限放大作恶，为魔共的邪恶反人类作恶找理由，择其恶而甚之。即使如此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国外还有很多中国人或华人聚集地方的家庭并不如此。魔共国小孩被家里毒打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魔鬼共产党给全社会百姓施加的邪恶极权独裁压力传递给小孩父母后，小孩父母家长就转嫁到小孩身上，对小孩予以毒打，发泄他们的心理压力。他们作为家长，不是扛起外部压力，为自家小孩遮风挡雨，而是自私邪恶的把他们的压力转嫁给小孩，发泄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对家人肆无忌惮的心狠手辣，对外人则是谄媚巴结、害怕得罪外人。这样对小孩当然造成了极大的身心伤害，是极其严重的迫害了小孩的人权。那些打孩子的父母也许会卑鄙无耻的狡辩他们是望子成龙，认为不打不成材，担心孩子走错路。说他们卑鄙无耻，绝不是冤枉，因为坏人小人恶人结婚生子后，不也就是有了父母身份吗？他们虽然有了父母身份不还是坏人小人恶人吗？其实他们自己并未成龙，也不知道怎样成龙，但是他们就凭自己的坏人小人恶人的那种自私邪恶愚蠢心理，一点一知半解的想法肆意打骂虐待孩子，认为这样既能发泄自己所受社会压力导致的负面情绪，又能让孩子成才。 实际上压根不是那么一回事。举个简单例子来说吧。很多人把小孩比喻成一张白纸。那么这张纸的价值，除了纸本身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纸上有什么。如果纸上是一些数学解题草稿，那么它只是一张草稿纸的价值；如果纸上是一些书籍印刷内容，那么它就是一本书的部分价值；如果纸上是一个公司的商业技术机密，那它就是相应的商业技术机密价值；如果纸上是一个公司的商业销售合同，那它就是商业销售合同价值；如果纸上是一副名画，那它就具有名画价值；如果纸上是著名书法家的书法，甚至是王羲之的书法真迹，那它就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当然如果纸上是一些鞋印灰尘、被鞋踩踏后的皱纹，那它就是一张废纸；甚至如果纸上是一口痰、甚至一泡屎，那它就是要赶快扔掉的垃圾。从这一点来看的话，那些恶父母毒打小孩是对小孩白纸干什么？是不是在往上面踩脚印，蹂躏皱纹，甚至吐痰、拉屎？即使原本是一张很不错的好纸，不也废掉，甚至成垃圾了吗？而这样的垃圾，还可能影响别人，影响甚至败坏社会，比如小孩长大后可能有各种问题。 比如一种问题是小孩长大后成为一个懦弱的人。就像是有人总结共匪国粉红特点是：懦弱、自私、愚蠢、贫贱、短见、媚上欺下、欺软怕硬、贪生怕死、喜欢拍马屁、撒娇卖萌装可爱、恶心无耻、昧着良心、唯利是图、心理阴暗、坑蒙拐骗、毫无廉耻、没有良知正义感或者说是出卖良知正义感、卑鄙小人、极尽献媚又尖酸刻薄、恶有恶报。在这种人的价值观里，魔鬼共产党排第一位，他自己排第二位，其他人没有位置。说共匪粉红懦弱，绝对不是冤枉粉红。因为粉红不知道魔鬼共产党是骗人的、邪恶害人的吗？他们没听过“亩产万斤”的共匪骗术吗？他们不知道共匪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文革邪恶斗死无数人，共匪六四大屠杀杀死成千上万大学生还骗人宣传说没死人，共匪计划生育堕胎屠婴杀死几亿中华胎婴儿，共匪镇压迫害维权民众，共匪人贩子拐卖人口让受害者成为铁链女性奴，共匪把活摘器官做成牟取暴利产业链，共匪研制传播中共病毒（武汉肺炎、COVID-19）及邪恶极端封锁防疫导致数亿人非正常死亡，共匪倒行逆施导致中国社会经济危机、大量外资撤离、大批民企倒闭、大量百姓失业背债、很多人绝望自杀吗？他们知道。他们明知共匪宣传是假的、骗人的，共匪是邪恶的反人类魔鬼，他们还亲共挺共，维护魔共，绞尽脑汁替魔共辩护，而不敢维护正义良知反共、揭露中共邪恶真相，他们不是懦弱是什么？他们比一般的懦弱还不如，因为他们不但懦弱，还助魔为虐的迫害人民。魔共当然是喜欢粉红，所以魔共对中共国恶父母毒打孩子是冷漠窃喜的，因为这既满足了魔鬼喜欢看人类痛苦的邪恶欲望，又让魔共觉得在培养小粉红。 从小被毒打的孩子长大后成为懦弱的人，只是其中的一种走向，还有其它走向。比如走向报复社会，复仇，更加极端的对待别人。比如历史上不是有人举兵起义的时候，告天宣称起义理由是“七大恨”吗？如果没有“七大恨”，他也就没有理由起兵。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当然就知道“七大恨”是什么。这里不展开叙述。不了解的人可以自行查阅历史，查阅历史过后就会发现历史上因为受欺压而反抗的例子太多了。当然了，一般普通百姓可能也没能力起兵，但是他们有了复仇心理，就可能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恶，比如对中共国大饭店酒店内幕了解的人就知道，有的服务员在传菜的时候往菜里吐口水。虽然事情不大，但是知道后就会恶心人不是？这不也是共匪国社会道德人心败坏后的体现吗？ 从小被毒打的孩子长大后除了懦弱、复仇之外还可能有一种走向，就是避世，虽然也工作挣钱，但是总有种和别人保持距离感，甚至可能拒绝结婚。结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爱吗？那么这样的人会认为没有爱，因为亲身父母都不爱自己，岂敢相信别人会爱自己？就算别人主动倒贴追求，他也莫名担心别人是利益算计，而不是爱。结婚的理由还有什么？为了组建家庭、繁衍后代吗？这样的人会认为自己的父母那么自私，一天吵吵闹闹的，这样的家庭有什么好？繁衍后代的话，如果自己没能力给后代好的生活，难道让后代也重复自己的从小被毒打的人生经历吗？所以这样的人看来，不生孩子，不让孩子遭受人间地狱的苦难，也是一种爱，并认为这是一种善良。当然相比较这种不生孩子的爱与善而言，更高的爱与善是生孩子，善待孩子，给孩子遮风挡雨，创造好的生活。但是从小被毒打长大的孩子可能自尊心、自信心都受到严重创伤，没有自信能给后代好的生活，也就停在不生孩子阶段。这不正是当下中国很多年轻人的写照吗？绝望，躺平，不结婚，不生子。所以这又是一个中华文明面临人口暴跌，文明断承危机的一个原因：从小被打骂虐待太多，失去自尊自信。 也许有的共匪五毛粉红及杠精之辈会提出逆境成才的说法。要知道逆境成才需要那个人本身就是才，甚至需要能力超强的天才才能突破逆境的种种困难成才，这对社会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肯定是不行的。而且即使对于天才也是有严重负面影响的。比如拿登山来举例，把社会成就比作山峰高度的话，普通人家住在平地，富贵人家住在半山腰，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许奋斗之后达到小半山腰的高度已经是成才了，至少比父辈更好了；富贵人家的孩子也许奋斗之后能继承家族富贵、不败家就已经做的不错了，能达到大半山腰高度就已经算是非常成才了；而逆境成才的人可能处于谷底，如果这个谷底是自然客观原因造成的，那也是没办法；但如果是父母打骂虐待造成的，那岂不是在严重祸害、浪费天才？因为他要先花费巨大时间精力代价从谷底登到平地，而在这个时间精力代价的背后是他可能把婚龄、结婚机会及其它机会错过了，但他毕竟是个天才，他可能达到小半山腰或半山腰的高度，在那些平庸无能、愚蠢邪恶之辈看来，他是成才了，也许还盲目乐观、自鸣得意、沾沾自喜的认为自己让他逆境成才了，可是也许他自己及懂他的人才知道其实他如果没有父母给他制造的谷底之灾，他原本可以达到大半山腰或山峰的。所以逆境也要看是什么逆境，没必要的可以避免的逆境是应该避免的。就像是工厂生产一样，一些无用的浪费时间的工序是应该优化省掉的，不能把浪费、甚至故意反着干的邪恶迫害当作逆境的磨砺。比如一伙流氓痞子到工厂打砸抢烧破坏生产，这不是逆境，这是犯罪，应该对行凶犯罪者予以制止并绳之以法。就像是工厂也有它的逆境，比如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同质化价格战严重，工厂可以通过优化生产，降本增效，提高质量，降低价格，开发新市场，开发新产品等方式来突破市场竞争的逆境，实现营利增长的成才，这才是正当的。而魔鬼共产党用砸烂农民锅，抢走农民牛的方式逼迫农民加入人民公社的共产邪恶主义运动手段来砸烂工厂机器、捣毁工厂产品，逼迫工厂加入共匪公私合营的零元购运动，这不是逆境，这是犯罪。 当然了，深入分析的话，还可以找到从小被毒打的孩子长大后的其它走向，不过本文不再展开分析了，因为上述几点已经足够论证毒打孩子是多么邪恶了。所以好的人类社会制度应该把禁止毒打虐待孩子列入法律，形成不准毒打虐待孩子的社会氛围。因为这是走极端，是在败坏社会道德，会让社会遭到反噬。可以像举报其它违反犯罪行为一样举报毒打虐待孩子的家庭，也可以匿名举报。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幸灾乐祸、喜看热闹的心理，不愿意举报制止作恶，但是那么多邻居众人中总会有有良知正义感、愿意制止邪恶的人。所以只要把不准毒打虐待孩子列入法律，那么维护社会道德的人也就有了法律依据，就有胆量举报毒打虐待孩子的违反犯罪行为，这就有助于维护社会正义。并且对举报属实的举报人同样予以奖励，可以认为是见义勇为的一种奖励。这样就能震慑阻止那些披着父母身份马甲的坏人小人恶人以打骂虐待自家孩子的方式来败坏社会道德。顺便对于那些没有社会公德心，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幸灾乐祸、喜看热闹的心理的人讲一个故事：以前有个长途车女司机遭到几个流氓乘客调戏强奸。整车几十个乘客大多无动于衷，表现冷漠，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有一个小伙子替女司机出头阻止流氓作恶，但是寡不敌众，反而被流氓打一顿。流氓强奸女司机后，女司机回到驾驶员座位，反而声色俱厉的要求那个替她出头的小伙子下车，那个小伙子还以为自己是好心没好报，就在众人嘲讽声中不情愿的下车了，后来看新闻报道才知道，那个女司机把车开下悬崖，让那几个流氓及全车袖手旁观的乘客给她做陪葬。这算得上是一种现世报，这种反噬来的快。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极端例子可能比较少，可能反噬需要几十年才体现出来。所以那些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幸灾乐祸的人，不敢反抗邪恶，结果就是邪恶愈发嚣张，最终受害者就包括他们自己。比如魔共号召打国产毒疫苗，他们明知道共产党是邪恶的骗子坏人，打疫苗有很大风险，他们也不敢反抗、抵制，结果被共匪毒疫苗折磨的生不如死或直接死亡。 所以好的社会制度，能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制止邪恶，比如让中国的下一代孩子们有个正常的快乐成长童年，有助于社会发展的更好，即使遇到苦难，也有信心面对。不是有人总结经验说“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吗？这当然是建立在解体消灭邪恶反人类魔鬼共产党的基础之上的。 好的社会制度的好处还有很多，比如当下中共国百姓普遍面临经济危机，失业背债，悲观绝望。百姓找到的原因可能包括中国首富级资本家的电商冲击实体店，让很多实体店关门；共匪官商勾结大资本和百姓抢饭吃，割韭菜，比如外卖、打车平台压榨商户、骑手、司机；以及中国百姓当下正在陷入被共匪人工智能AI、机器人抢饭碗的深深忧惧之中。而这些问题在新的更美好的人类社会制度中都不会存在，因为新的更美好的人类社会制度会尊重人权，规避这些问题。比如就拿现在的自由民主国家来说，其实他们的科技更发达，他们也有电商，但是并不冲击实体店，比如美国的实体店同样过得很好，以及美国的大科技公司也有AI，但是并不冲击美国普通百姓饭碗，美国普通百姓远远没有中共国百姓那么严重的经济危机感、忧惧失去饭碗感、前途绝望感，更没有那么多失业百姓被天价房贷债务逼的痛苦不堪甚至自杀。因为尊重人权的社会制度里，高科技不是用来割百姓韭菜，抢百姓饭碗的，而是发展科技，造福百姓，也会给百姓留下饭碗的。只有邪恶反人类魔鬼共产党统治的共匪国的资本科技才喜欢专门研究怎么割百姓韭菜，抢小商小贩的生意。比如中共国互联网等资本家在股市融到巨资后，不敢像美国富豪一样开发火星，而是开发团购买菜，和底层商贩抢生意，以及在共匪A股大肆减持套现、转融通割股民散户韭菜。 当下中共国因为魔鬼共匪邪恶极权统治导致的各种社会灾难问题还有很多。比如中共国社会大量存在的各种领域的社会道德败坏，镇压迫害维权民众及疆藏蒙等少数民族及香港人民，迫害人权、迫害信仰，公检法监狱医院精神病院及宾馆等黑监狱沦为共匪迫害人民工具，司法腐败、官官相护、截访殴打非法关押访民，强奸妇女、少女、幼女、女学生，全社会性的普遍出轨乱伦、找小三养情妇，黄赌毒泛滥，笑贫不笑娼，电信诈骗绑架活摘犯罪集团就是共匪一带一路项目，经济危机、豆腐渣工程、各种烂尾、各种巨额浪费，强捐骗捐，强征强拆，卖血导致艾滋病村，环境污染导致癌症村，地沟油、毒食品、毒疫苗、科技与狠活、化学添加剂危害广大人民身体健康，中共A股转融通、卖公司级减持狂割股民韭菜，学术腐败及淫乱学校强奸女生，女大学生卖淫，渣女渣男骗钱骗婚谋杀配偶，人口拐卖让受害者沦为铁链女性奴或被活摘器官，共匪武汉病毒研究所研制投放传播中共病毒（武汉肺炎、COVID-19），邪恶极端防疫封锁强制打毒疫苗，网络封锁、疯狂删帖、封禁揭露中共邪恶真相的帖子及国外真相网站，魔共党官巨额贪腐劫掠社会绝大部分财富，逼迫广大人民极度内卷竞争社会极少部分财富，共匪官商勾结资本家科技互联网公司专门研究怎么迫害人民、割百姓韭菜、与底层百姓抢饭吃，诱骗百姓借校园贷、房贷车贷、套路贷、各种平台高利贷吸百姓血、榨取民脂民膏，广大百姓失业背债，骗百姓买彩票及操纵中奖让大奖巨额资金被共匪内部蛀虫瓜分，中国年轻人被迫躺平不敢结婚生子、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出生人口断崖式下跌、中华文明面临断承危机，在共匪坑蒙拐骗示范下中国社会商业及各领域普遍坑蒙拐骗、假文凭、假烟假酒假货泛滥，科技公司专门研究收割百姓韭菜的科技、和底层百姓商贩抢饭吃、或者走向放高利贷套牢年轻人不得翻身，退耕还林与退林还耕反复横跳愚弄人民，城管农管各种扰民与罚款创收搞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通过行业整顿、远洋捕捞、罚款经济、抓间谍、大外宣、战狼出征等各种新型共产邪恶主义运动倒行逆施、四面树敌导致大批外资撤离、大批民企倒闭、大量百姓失业背债、崩溃、绝望、自杀，用《长津湖》等各种垃圾电影给百姓洗脑、欺骗百姓给它卖命当替死鬼，向国外输出特务、间谍、腐败、病毒等祸害国外人民、渗透收买国外大公司大媒体大学、对国外发动舆论、法律、间谍、诈骗等各种超限战，如此等等，还有很多，共匪罪业，罄竹难书。这些问题在新的更美好的人类社会制度下都会得到解决。因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心道德败坏，解决办法在于提高社会的人心道德水平，具体做法就是洪传法轮大法，也就是“真、善、忍“大法，人人修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道德水平，提高自己的层次，哪里做的不好，向自己的内心找自己的原因，下次做好，人心向善，社会道德水平自然就会回升。 对于上文所述的内容，所提出的新的更美好的社会制度的看法，也许有的人会认为，这样的社会制度是好，但是可能很难实现，因为当下官老爷们不愿意实现。也就是魔鬼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者群体们不愿意实现这样的美好的新人类社会制度。因为他们就是靠压迫别人，践踏公平，出卖良知，坏事做尽来获取邪恶利益的，他们怎么会舍得放弃他们所付出的靠犯下滔天罪业的杀人、害人、骗人无数的代价换来的利益？他们怎么会愿意给人民公平？以及共匪的各种共产邪恶主义运动就是违背人民意愿发动的。比如共匪的人民公社运动就是一批流氓痞子组成的共匪爪牙砸烂农民的锅，牵走农民的牛，强制农民加入，强抢劫掠夺走农民土地的；共匪的反右运动就是用阴谋欺骗知识分子向共产党提意见发动的，并无耻宣称为阳谋，其实是共匪违背知识分子意愿的无耻强制改造迫害知识分子；共匪的大跃进、文革都是违背人民意愿强行发动的魔鬼迫害屠杀人民运动；共匪的计划生育运动屠杀数亿中华胎儿婴儿，也是违背人民意愿的，所以会有很多中国人想尽办法生二胎、三胎；共匪的六四大屠杀运动当然也是违背民意发动的，人民是想要民主，不要独裁的，然而邪恶至极的魔鬼共产党就悍然发动六四大屠杀，并无耻宣称六四大屠杀没死人；共匪的镇压维权民众、信仰民众、迫害法轮功运动等都是违背人民意愿发动的；共匪的巨额贪腐、天价房贷、各种劫掠割韭菜等等，都是违背民心民意的；共匪的人口拐卖，让受害者做铁链女性奴，毫无疑问是违背受害者自愿意志的；共匪的活摘贩卖人体器官毫无疑问也是违背受害者意志的；共匪的强制封锁隔离打毒疫苗也是违背人民自愿意志的，虽然共匪无耻宣称是自愿接种，但实际上共匪用不打疫苗就不准出行、上班、上学来卡中国人民的脖子而强制接种毒疫苗的，这和人民公社运动共匪痞子砸烂农民锅、抢走农民牛，逼迫农民加入人民公社、失去土地，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共匪是邪恶的反人类魔鬼，共匪的邪恶反人类魔鬼本质是从未改变过的。 所以共匪党官不愿意主动放弃权力利益，也很正常，也没关系，因为中共邪恶，天灭中共！共匪所犯下的迫害人民罪行，恰恰就成为导致他们灭亡的罪业，让他们的灭亡成为罪有应得。天灭中共的灭共力量，比如瘟疫病毒、癌症车祸等各种灾难就会找上他们，淘汰他们，以及淘汰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成员与国内外亲共份子作为共匪灭亡陪葬品，直至魔鬼共产党解体灭亡。也就是说如果等到或者已经预见到魔共解体灭亡了的时候，难道还没有信心建立新的更美好的人类社会制度吗？其实这是个百年不遇的、千年不遇的机缘，那就是趁着邪恶极权独裁统治势力解体灭亡的机会，而又没有新的极权力量诞生的时机，趁机推行新的美好的公平、自愿、友好的新人类社会制度，建立新的更美好的人类社会。这种机会的确是千年不遇的，因为历史上往往旧的极权覆灭的时候，新的极权又建立起来了，也许初建时期还能尊重人权，重视民生，但是后面的二代、三代、重孙万代的统治者们就可能越发骄奢淫逸、压榨百姓，然后又重复老路，导致始终难以建立公平、自愿、友好，尊重人权的新社会制度。所以现在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广大人民要抓住机缘，趁解体共产党之机建立新的美好的公平、自愿、友好的新人类社会制度。人人都可以助力实现解体共产党，比如传播中共邪恶真相，让广大人民认清中共邪恶真相后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远离共产党，抵制共产党，直至解体共产党。声明三退、退出共产党组织的地方在海外大纪元网站首页（https://www.epochtimes.com/gb）右上方。对于人类社会普通常人来说，是有轮回转生的，也就是有下辈子的，你总不希望你自己在下辈子转世投胎、再次做人的时候，一睁眼又遇到魔鬼共产党的邪恶反人类统治、又要被共匪欺骗、洗脑宣传、劫掠、迫害、屠杀、压榨、割韭菜、背负共匪官商勾结房地产的天价房贷、失业背债、不敢结婚被迫躺平或者陷入极度内卷、还时时处于被共匪镇压、绑架、活摘器官、关进精神病院、吃地沟油毒食品、强制打毒疫苗等等痛苦的生不如死的抑郁恐惧之中艰难苦熬度日了吧？！ |